在请辞的问题上，贡开宸没跟潘祥民说实话。这些日子，他的确又在考虑请辞。尤其这两天的晚上，回到枫林路十一号，已换上厚厚棉睡衣的他，每每躺在那张已经有点儿陈旧了的黑藤木躺椅里，怔怔地看着正前方墙上挂着的那幅行书体七尺中堂沉思。那幅七尺中堂“敬录”着王安石的一句话，全幅一共只有六个字：“仰畏天俯畏人。”这些年，他特别感慨这六个字思义的周全，感慨它内在蕴涵的那一股“政治力量”的强大。谁说作为封疆大吏的省委书记，手中掌握着千百万普通民众生杀予夺大权，是可以无所畏惧，但岂能为所欲为？“仰畏天俯畏人”啊！好一个“仰畏天俯畏人”！这正是多年来贡开宸内心境界极真实的写照。战战兢兢，真是战战兢兢。K省这片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生活着七千万平民百姓。作为K省的一把手，他对他们在政治上负有总责—有时候半夜里他是很怕听到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的。横刀跃马、气贯长虹固然是一个好领导者所必备的品质和气概，但我们的“贡同志”积他一生的体验，实实在在地说，“仰畏天俯畏人”更重要啊！在大山子出现的那个“黑窟窿”，不仅吞没了几个亿的国有资产，还吞没了他身边亲自培养的一个……不，应该说一批“优秀”干部……这种“吞没”肯定是有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的。在这个漫长的发生、发展的过程里，我干什么去了？我手中拥有足够大的权力，我怎么没能制止这个过程的发生、发展，以至……最终的泛滥？我的政治敏锐性、政治把握力和觉察力到哪儿去了？我真的……真的老了吗？当然，这里有体制本身的漏洞，有我在明处他们在暗处，防不胜防的难度……但毕竟不是每一个省都发生了省委副书记被“黑窟窿”吞噬的事件啊。这真是令人十分尴尬，十分难堪啊……
教训在哪里？
我们的用人制度有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吗？党内，尤其是常委会的生活会需要进一步加强吗？少数人少数机构的监督，包括干部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帮助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怎么有效地减少党政干部手中过大过滥的审批权，让他们不能干预不该由他们来干预的那些事情，集中精力做好必须由他们来规范统筹的事情，并且在这个规范统筹的过程中，怎么让他们能有效地得到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制约？
提出让党的高级干部也要有效地得到“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制约”，合适吗？在政治上，它会造成某种令人堪为担忧的不良后果吗？
还有一点也许并非不重要，那就是党的高级干部之间的思想沟通、思想换防……
思想“软件”的及时升级，仅仅靠一生一次或几次的党校培训，就够用了吗？况且有些同志一生中可能还得不到这种无比珍贵的一两次的“换防”和“软件升级”的机会……
《人民日报》是按规定订阅了，但订而不阅的现象存在吗？党的文件是下发了，但在用它积极地规范他人的行为的同时，我们这些高级干部们是否也同样地用那种积极的姿态，在用它认真规范自己的行为？我们在干部中始终强调在政治上要保持高度统一，我们也十分注意更新他们各方面的知识，但我们是否同时关注到，在长期纷繁复杂，有时甚至是相当尖锐沉重的政治生活进程里，在缺乏必要的及时的监督制约的情况下，在个别高级干部身上潜伏着某种人格危机和人格变异的可能呢？我们是否注意到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人格的进一步完善和心理的持续健康的重要性？我们能否承认这一点，一旦人格发生了变异，一切都会跟着变—虽然他们原先都是比较优秀的，起码在我们选拔他们的时候，他们曾经是优秀的，或者说在某些方面，当时的确是优秀的，甚至可以说是很优秀的……
面对历史的种种追问，我们还应该说些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应该立即行动起来，做一些什么，使同样的事情不再发生，最起码在自己负总责的领导班子里，不再出现“被吞噬”的事……
发生了这样的事，说明我作为K省一把手，是不称职的，是辜负了中央的期望的。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一把手，怎么很明确地让中央知道，自己此时此刻内心的沉重，让中央知道，此时此刻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想到这里，他毅然拿起早就放在躺椅旁边那个矮腿茶几上的一摞公文纸和那支铅笔，用他一贯使用的那种粗放的字体，在纸上写下了这样一个标题：“我的辞职报告”。
这时，电话铃声突然刺耳地响了起来。沉思中的贡开宸被这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吓了一跳，迟疑了一下，本能地把已写上标题的那页公文纸，反扣在茶几上，然后去接电话。“哪位？”他问。对方居然没有回答。“哪位？”他又问，对方还是不回答，但却传来一阵细微声响和同样细微的喘息声。“怎么回事？说话！”他火了。
“啪”的一声，对方居然挂断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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